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讲：“年轻时的世界无比广阔，我不曾望见我青春的边沿。我在世上扮演怎样的角色，究竟有何建树，情感和创作中，我性灵的行程有多长，都无法预测，人世间密布不可窥测的奥妙。”青春的边沿真的是望不到边缘的，就像浩瀚的星空。21世纪中国的是壮丽的，因为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科学发展的中国为青年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首先，把握正确方向就是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这些经典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世界变化的基本规律。特别是要系统地读一读《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来，对它的解读、解析、解构的视角有成百上千种。它就像一座思想的富矿，愈挖掘愈丰富。

在人类浩瀚的思想宝库中存储着各种各样的“宣言”，但很少有一部能像《共产党宣言》那样熠熠生辉、震撼全球。到1983年，《共产党宣言》的主要作者和执笔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它已经在全世界用110种文字出版了1000多次，印数逼近上亿册。到《共产党宣言》出版140年之际，在全世界流传着约120种语言的1100多个版本。就连很多西方报刊也把它列为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10本著作或者15本著作之一。在出版数量方面，大概只有《圣经》可以与之相比，但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共产党宣言》比《圣经》有吸引力。例如，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讲过一个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有趣故事。摩根索的童年曾经在德国巴伐利亚度过，当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摩根索的父亲是科堡工人生活区的一名医生，经常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带着儿子；他的很多病人都死于肺结核。作为一名医生他对于挽救他们的生命做的很少，但是他可以提供帮助使更有尊严地死去。当摩根索的父亲问病人有什么最后要求时，许多工人都说他们希望去世时有一本《共产党宣言》陪着他们。他们请求医生，不要让牧师溜进来把《圣经》放在他们身上以代替《共产党宣言》。

第二个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什么？坚持马克思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两个决裂”、“一个联合体”：第一，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即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揭示了人类发展的总的方向与趋势。第二，两个决不会。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 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第三，两个决裂。《共产党宣言》中讲：“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这种决裂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有制度自信心的。第四，一个联合体。在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建立在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基础上的。

其次，把握正确方向首先就是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个人的发展能力就必须掌握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可以抓住机遇。什么是机遇？符合科学发展和推动科学发展的就是机遇。正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2002年党的十六以来以来我们紧紧抓住了战略机遇期，获得了连续6年10%以上的经济增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可以发现潜在的风险。什么是风险？不符合科学发展和阻碍科学发展的就是风险。以科学发展观审视过去、总结经验得失，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转变思想观念，就可以查找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可以推动我们的工作不断前进。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所做的报告中讲：“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又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和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任务，就是紧紧抓住并充分运用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4年2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温家宝提出：“本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从国际情况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我们有可能利用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加快发展。从国内来看，实现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很多。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和切实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这样几点：

其一，长时段。也就是说战略机遇期在时间上至少应该是20年的一个时间段，其下限是20年，上限是50年。我认为10年以下的时间够不上是战略机遇期，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策略机遇期。一个国家的大的发展战略通常是以20年计算的。例如，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翻两番是以20年的时间计算单元的（从1980年到2000年），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以20年为一个时间段的（从2000年到2020年）。在国外，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崛起所利用机遇的时间是30年（1955年至1985年），韩国所利用的机遇时间是35年（1960年至1997年）。

其二，大空间。也就是说战略机遇是在整个世界意义上讲的，它不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情。战略机遇应该从世界发展的整体中去寻找，从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去寻找。

其三，稀缺性。也就是说是千载难逢的，这种机遇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少，难以遇到。尤其是在一个世纪的初叶，出现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的可能性更小。如17世纪头三十年在欧洲出现了以德意志为主战场的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这场战争使欧洲1/3的人口死亡，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19世纪初叶是法国拿破仑与英国的战争，从1789年到1815年，持续26年，欧洲大陆深受其害。20世纪头20年战争不断，从1914年到1918年还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千万人死于战争。21世纪头20年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期。

其四，大协调。这是一个强调相互协调的时期，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越来越强调国家间的相互协调性，例如欧洲在21世纪初形成了相互协调的欧盟统一体，其内部协调性在不断上升。

其五，大叠加。这是一个“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制度变迁+人力资本开发”相互叠加的时期，全球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制度变迁、人力资本开发都是最快的时期。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中国可以利用好的世界经济增长的环境，利用世界范围的技术创新，利用别的国家制度变迁的好经验来发展自己。

应该看到，战略机遇影响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凡是抓住了战略机遇的国家，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反之就会迅速衰落下去。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1685年10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剥夺了胡格诺教徒即新教教徒的权利，并迫使他们秘密大逃亡。当时的普鲁士非常警觉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3个星期后，普鲁士的开国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选帝侯就针锋相对地颁布了《波茨坦敕令》，鼓励胡格诺教徒移居普鲁士。后世公认这是普鲁士崛起的第一步。从1685年《枫丹白露敕令》开始实行到1715年的30年间，约有20万人逃出法国，其中大部人逃向瑞士、英国、荷兰等国。为了吸引胡格诺教徒，弗里德里希•威廉选帝侯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在5年内免除一切公共负担，准许他们从事一切职业，为企业家开办工厂提供优惠贷款等。最后，有近2万人来到普鲁士的勃兰登堡地区，特别是柏林。普鲁士开始发展起来，到了19世纪普鲁士已经成为欧洲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两次失去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一次是1820年到1950年。1820年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实行工业革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约束，未能赶上这一次工业化的浪潮，反而被大潮所淹没，国家走向大规模衰败。第二次是二战之后，这时候世界经济进入另外一个黄金时代，日本正是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把自己由一个战败国转变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中国没有把握住这一战略机遇期。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可以发现潜在的风险。不符合科学发展和阻碍科学发展的就是风险。1胡锦涛2004年1月指出:风险有“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2）2004年5月讲：“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3）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讲：“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4）2006年12月胡锦涛讲：“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和国内资源更多流向国外等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风险；（5）十七大报告讲：“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

法国学者勒庞讲：“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使他强大了十倍。”[5]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实践价值；同时也是一种终极的追求，具有信仰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既在于其科学的价值，也在于其信仰的力量。毛泽东讲：“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6]邓小平也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7]

科学发展观是实践价值与信仰价值的统一。现在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过度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实用价值，往往要求理论要管用、马上就管用，而且管大用。在一些人的意识中，科学发展观是用来赚钱的工具。如果学了这些理论而没有赚到钱，就认为理论是没有价值的。这样就把理论的双重功能理解为单向度功能。青年人尤其是入党积极分子应该树立科学的信仰观，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现在人人都在讲经济全球化，这个起源于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趋势，每个人都感觉得到全球化的步伐。全球化的步伐究竟有多快？这还得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说起，林则徐从北京到广州禁烟用了多少时间？按《清史稿》的记载，广州府距京师七千五百七十里。这里的“距”指的不是直线距离，而是当时的道路里程，从北京到南昌再到广州。林则徐是在公历1839年1月8日从北京出发的，于公历3月10日（农历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到达广州。林则徐走七千五百七十里（3785公里）路用了60天时间，平均一天走126里路（63公里），都赶上强行军了。而英国海军1840年从伦敦到广州附近的洋面上，行程在12000公里以上，用了53天的时间，这还包括在印度10天的补给时间，真正的航行时间是40天，每天300公里。林则徐是以农业文明、陆地文明的速度被动参与全球化的，其极限速度是60公里/每天。而英国人是用工业文明、海洋文明的速度引导全球化的，在19世纪中期其平均速度可以达到300公里/每天以上，这是农业文明速度的5倍以上。显然，在速度面前，农业文明注定要败给工业文明。而在航空航天时代，在信息化时代，全球化的速率进一步加快。从北京到伦敦飞行距离9000公里，飞行时间10个小时。21世纪的全球化的速率正以10倍于19世纪全球化的速度发生着，发生在任何一个角落的事件可能很快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面对全球化，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因此解放思想不仅要突破旧框框，也要突破新框框。这里说的新框框是指成功的经验被教条化为“普遍真理”，从而约束了自己的进一步发展。美国20世纪的著名新闻界人士斯通曾经讲过一句话：“任何失败都不值得忧虑。倒是任何成功都值得反省。任何洞见都有可能转化为教条，任何生动的思想都有可能僵化为无生命的方针。每个解放都隐藏着奴役的种子。”我们经常讲：失败为成功之母；但还要注意：成功是失败之父。

其中一个风险就是：实体经济不断虚拟化，虚拟经济更加虚拟化。随着以移动电话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交易范围和交易速度急剧扩大，经济的虚拟化日益明显。根据IMF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06年，全球GDP总值为48.2万亿美元，而全球股票总市值为50.8万亿美元，全球金融机构资产总量为190.4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市值为485.7万亿美元，分别是全球GDP总值的1.05倍、3.95倍和10倍。以移动信息技术为基础、以金融为载体的虚拟经济已经取代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特点就是隐形化，经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多交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来无影去无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喷气化或者叫超音速化，很多交易往往是在瞬间就完成。恩格斯曾深刻地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他说：“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其实恩格斯已经触及到了实体经济转变成虚拟经济后的特性：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或者叫：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最近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特别是雷曼公司破产保护等事件再一次表明，虚拟经济的危险性巨大。只要一项经济活动能够产生持续的现金流，各个金融机构就会把这一经济活动变成一个资产池，通过包装和信用增级等变成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例如房屋贷款机构手中有1亿美元的房屋贷款，这1亿美元的房屋贷款可以通过MB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证券出售，MBS还可以再以若干倍左右的比率进一步发展成ABS（资产支持证券），ABS中又可以衍生出CDO（担保债务凭证），CDO又可以成为CDS（信用违约掉期）。HBL——MBS——ABS——CDO——CDS，这个链条不断拉长，这样1亿美元到了CDS阶段可能成为30亿美元。于是到2007年下半年，具有230亿美元的净资产的雷曼兄弟却持有7000亿美元的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证券。由于链条越来越长，没有人能够控制其中的风险。

3、解放思想是保证决策科学化、防止“不虞效应”的必然要求

“不虞效应”是指没有料到意外出现的结果，也就是决策结果的副效应问题，所谓“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美国经济学家罗塞尔•罗伯茨在其《看不见的心》一书中讲过一个“不虞效应”的故事：从1900年左右起，美国联邦政府试图消灭国家黄石公园内的狼群，这让当地的牧场主欢喜异常，因为再也没有狼群从公园中溜达出来偷吃他们的牲畜，而且公园中的海狸也将受到有效保护。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石公园中的狼绝迹了。狼少了，麋鹿的数量一再增加，这使公园的管理者和游人十分高兴。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是我们所无法预料的。一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随着麋鹿越来越多，他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麋鹿吃光了小溪旁的所有植物——荆棘、灌木和低矮的树木，生长在水边的柳树和白杨。海狸要靠柳树和白杨生存。所以黄石公园中狼绝迹的一个最让人意料不到的影响就是海狸的数量急剧减少。罗塞尔•罗伯茨说，“这很有点儿讽刺，狼是吃海狸的。所以你会认为狼没有了对海狸好才对，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很多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是如此，看不见的损失往往就是那些努力想做好事的人造成的。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就是要寻找那些无法预见的东西。”

美国人遇到的“不虞效应”不仅体现在黄石公园对狼群的措施上，还体现在其反贫困的政策上。从1965年起，美国宣布向贫困开战。30年中，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共投入了54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反贫困。54000亿美元，意味着可以购买财富500强公司的所有资产以及美国的所有农田。投入了这么多的钱，但结果怎样呢？从1965年到1993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5%，而福利开支从每年不到500亿美元增加到3240亿美元。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在于福利刺激了依赖性，而依赖性加深了贫困。这种状况在援助抚养儿童的家庭的福利项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计划最初是为了帮助寡居母亲的手段，但它的主要效果却是鼓励未婚的女性生儿育女，而儿童成了政府的监护对象。1965年出生的人口中只有不到8%是婚外生育的，而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8%。政府的负担当然会大大增加。

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不虞效应”呢？例如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制”本来是想遏制安全事件发生的，但实际上在有的地方是增加了安全事故；减少副书记的目的是减少干部人数，取消书记办公会，增强常委会的权威性和民主性，使决策更加民主，但实际上出现的问题是在有些地方书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解放思想是非常现实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如何解放思想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说，我们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仅仅理解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有两个：（1）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从线性到循环。这就是报告提出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2）从符合一部分人的利益优先发展到符合大众利益的优先发展。发展方式要更多地考虑大众的利益。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解决后一个问题即发展是为谁发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即如何发展的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符合少数人或者一部分人利益增长的模式，从本质上讲就是粗放式的增长。只有为大众利益增长的模式，才能是集约式增长。

比如说有很多人把“共同富裕“理解成为一个道德原则，一种道义的要求，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观念就应该破除。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三种分配方式（一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一种是两极分化，再一种就是共同富裕）中，共同富裕不仅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创业积极性，还有利于再生产的扩大，有利于经济发展。还例如在经济发展中很多人认为给社会领域更多的投入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其实并非如此。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彼得•林德特在2004年出版的两卷本专著《不断增长的公共开支：自18世纪以来的社会性开支与经济增长》，该书获得2005年美国社会科学史协会的阿兰•沙尔林奖和美国经济史协会最佳专著吉奥格•兰科伊奖。这本书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从长期看，社会性开支包括社会保障、教育等的投入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解放思想要求我们把事物联系在一起进行系统化的思考。

（1）生长相关律告诉我们，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与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例如，哺乳动物中的偶蹄动物通常是食草动物，蓝眼睛的纯白猫总是或差不多总是聋的。生物学家伯格曼利用这一现象对不同地方的生物个体进行比较时，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即同一物种，在越冷的地方，个体越大，而且越接近于圆形。这就是伯格曼法则。他认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为，寒冷的气候不仅能够延缓恒温动物的生长速度，而且也使其性成熟的时间较晚，所以个子也就大一些。二是因为，同一种物质，在同等温度下，体积越大，散热越慢。在三维空间中，以球形的表面积为最小，所以动物的身体越接近于圆形，散热面积也就会越小。另一位生物学家艾伦对伯格曼法则作了有趣的补充：同一物种，在越冷的地方，其四肢和附器（例如耳朵和尾巴）也就越短或越小。这叫作艾伦推论。在北极，可以验证伯格曼法则和艾伦推论的现象很多。例如北极的狐狸是圆脸。为了适应北极的北极狐狸的长脸、尖嘴和尖长耳朵变了：不仅耳朵变小，成为圆形，连那嘴巴也大大的缩短，变成了圆脸。这种生物学的现象在经济生活中也会不断地表现出来。当我们说到温州模式时，就意味着温州的企业具有这样一种特性：个性与创造；当我们说到苏南模式时，就意味着这里的企业具有的特点是：集体与等级；当我们说到岭南模式时，就意味着这里的企业具有边缘杂交、内引外接的品格；当我们说到烟台模式时，就意味着这里的企业具有朴实无华、诚信为本的特点。当你与不同区域的企业打交道时，了解其共有的“趋同特性”，有助于制定正确的企业决策。

（2）“六度空间”理论给我们的启示。“六度空间”理论又称作六度分隔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伦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这个理论可以通俗地阐述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1998年初，康奈尔大学的两名研究者通过构建社会网络的数学模式——“小世界模型”，解释了六十亿人如何靠着六条“联系”与别人相连，从而开辟了社会网络研究的源头。五度空间可以覆盖的人群大约是3亿，四度空间是1千万。日本人口约为1.3亿，所以两个日本人之间只需要5个人去介绍，成都人口是1千万，两个成都人之间只需要4个人去介绍。

（3）善于在工作中进行结合与集成。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也是我们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方法。

3、解放思想要敢于科学预想，也就是说要能够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全球化的今天，关注世界经济政治的每一个微小变化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超级经济学家巴特拉在1978年12月5日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一次讲演中作出了5个预言，这5个预言分别是：第一，伊朗国王将于1979年被革命推翻，神职人员将接管政府权力。第二，在1980年—1981年之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将开始一场血战，战事可能至少持续7年。第三，欧洲将于1986年—1987年经历一次严重的衰退。第四，1989年—1990年，美国将遭受一次萧条的折磨，这次萧条可能转变为一次困扰整个世界的空前的经济灾难。巴特拉的预言已经被证明基本上是准确的。他的预言之所以准确，就在于他有一整套观察经济发展的量化的指标。他在1978年12月作出这些预言后，就立即向美国在伊朗开发石油的大的跨国公司发出有关的信息。很多跨国公司听从了巴特拉的建议撤出了投资，避免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比如说，我们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大家都这么讲。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从防止决策重大失误的角度看，民主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建国59年的历史上，由于没有民主化的决策造成决策失误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还要问，“民主是不是个坏东西”？从理论上讲，公共选择理论已经严格地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民主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现象：“阿罗不可能定理”。这一定理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规则、既能保证效率又能尊重个人喜好的投票方案。民主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保护那些“掌握真理的少数人的利益”？这需要共和政治。共和政治是对民主的监督与修正。民主必须要进行集中，民主经过集中后形成的决策可能完全不是被征求意见的之外的新的思路。但共和却必须在决策中反映出共和协商者的意见与建议。

科学发展观突出地强调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我们把握了哪些规律呢？

第一个规律：两个趋向的规律。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是内涵深刻和科学的论断，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经验和规律的精辟概括。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适时推进由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换，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是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之道。

第二个规律：提出了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两种趋势的思想：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这个国家会进入矛盾凸显期，由于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加剧，处理得好，能够顺利发展，经济发展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这也是一个客观规律。、青年成长要求善于总结成长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要深入研究中国国情。

中国化实际上包含三个内涵：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的发展规律，还有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化。对基本国情的认识是有变化的。国情是什么？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中国的国情一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二是一穷二白，工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不高。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讲：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发展出现了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2008年10月8日，在全国抗震救灾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讲：“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一基本国情。”对国情的认识深化了。

只有在不断把握对国情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推动自己学习的提高，也才能使自己的政治素质不断提升。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论断：“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制度定型、方针定型、政策定型，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嘱托，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征。16年过去了，制度定型的思想逐步完善起来。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六型”思想：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水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政党。“型”是什么？“型”是规律的制度化，是道路的具体化。六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制度化，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质，也反映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方向。

定型思想告诉我们：要不断为自己的人生定型，要确立自己的发展目标：我是行政型人才，还是经商型人才，还是研究型人才？这些定型还告诉我们，要善于学习，要建立个人的学习制度。知识有公共知识、方法论的知识、专业知识、社会知识。

（1）对公共知识要搞清楚其真实的面貌，特别是对于不断传递的信息尤其要注意。对于“二手知识”、“三手知识”甚至是“四手知识”、“五手知识”要有自己的判断。7月11日，英国1330名小学生在伦敦酋长球场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耳语传话”游戏。第一位传话者先将“让我们把世界变得不一样”写在纸上交给裁判，随后凑到下一位耳边，悄悄传递了这句话。随后，孩子们开始“交头接耳”，一个接着一个向下传话。在经过200个人的传递之后已“面目全非”，变成了“我们正在打破吉尼斯纪录”。到了第500个人的嘴里，已经变成“每个人都是恶魔”。2小时4分钟后，终于轮到最后一个小学生，经过了上千人传递，到他嘴里已变成一句没有任何含义的“哈哈哈哈”。要分析这种“耳语传话”的信息的可靠性，如果我们头脑中装的都是这些“二手”知识，就不利于自己综合素质的提高。

（2）社会知识要丰富，要善于拓宽自己的视野。要吸收多个领域的科学知识，使自己的知识宝库尽可能丰富。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5] 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8页。

[6] 参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